刘绍义
我第一次知道大黄，是在远房堂爷家里。那次我和父亲回老家去看他，当三代都是中医的三爷得知父亲有点便秘时，让三奶给父亲盛了一碗大黄粥，拿了两块大黄糕，让父亲吃下，并说“立刻收效”。真是“黄”到病除，父亲的便秘，从此再也没有犯过。
当然，没犯的主要原因，是父亲按三爷开的“饭谱”，常常服用大黄起的作用。将大黄研成细粉拌入大米中，既可熬粥也能够制成大米糕，这种饭食不光能泻下通便，清热解毒，活血祛淤，促进肠胃活动，改进肠燥便秘的症状，还能停息怒火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改进上火引起的眼睛红肿热痛以及唇舌生疮等症。
三爷说，大黄在中药中素有“药中张飞”之称，它与人参、熟地、附子一同，被视作药苑中的“四大金刚”，按南北朝医家陶弘景的说法，“大黄，其色也。将军之号，当取其骏快也”。正是这推陈清洗的药理作用，让父亲的便秘在吃过三爷家的大黄饭后，就立刻好了。
最早记载大黄的，应该是成书于秦汉时期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它说大黄“破症瘕积累，留饮宿食，清洗肠胃，推陈致新，通利水谷，调中化食，安和五脏”。而汉代医圣张仲景应该是最长于运用大黄医治伤寒症和杂病的高手。现在治肠痈的“大黄牡丹汤”、治黄疸的“大黄硝石汤”、治吐血的“大黄黄连泻心汤”以及祛淤生新的“桃仁承气汤”等，都与张仲景联系甚密。
正像三爷相同，古今医家不光将大黄与其他中药配伍，制成各种汤剂，还把大黄与一些美食般配，制成大黄酒、大黄茶等饮食，既看病，又防病，一举双得。据史书记载，元朝时马可·波罗回来欧洲时，就带走不少医疗保健食品，其间带走的大黄酒，至今还在欧美许多国家盛行。依照中医“上医治未病，下医治已病”的准则，不少医家还用大黄防治疾疫。清人褚人獲在《坚瓠集》中，就从前转载《宋史》里的一段轶事，说有一年天灾盛行，人多死于疫疠，陈宜中以大黄“遍以示人”，“因服大黄得生者甚众”。
虽然元朝时期马可·波罗现已把大黄酒带到西方，但不少国家要想得到大黄，仍是比较困难的。据清朝赵翼的《檐曝杂记》记载，其时的俄罗斯就把我国的大黄当作稀世珍宝，许多病症非此不治。后来因事违约，“上命绝其互市，禁大黄，勿出口，俄罗斯遂惧而不敢惹事”。可见那时的大黄是多么珍贵了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与人参相同，大黄虽好，也不能贪吃。无论是防疫仍是看病，都应该对症下药。三爷说，大黄苦寒，易伤胃气，脾胃虚弱者当然不能多用大黄；年迈体弱者、孕妈妈、月经期以及哺乳期的妇女，也应该慎用大黄。据宋代孔平仲《续世说》记载，南北朝的医家姚僧垣也是一位善用大黄的高手，他在给梁武帝萧衍看病时，发现年高体弱的梁武帝欲用大黄看病，坚决阻止，但梁武帝不听劝止，坚持服用，最终导致病况危笃。后来姚僧垣在给梁元帝萧绎医治心腹之疾时，发现萧绎脉息洪大而实，就立排世人用平药的观念，坚持用大黄，成果一剂治好，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作为帝王的萧衍，之所以想用大黄，就是由于大黄在古代贵重一时，不少人把服用大黄作为时髦趋之若鹜，所以那时候不分体质不经辨证，乱用大黄导致疾病乃至殒命的层出不穷。清代姚元之在《竹叶亭杂记》中就从前说过这样一件事：朱阁学翰林素知医，每日熬大黄浓汁为汤。服大黄十六斤，腹泻不起。友人为之挽叹云：“大黄为厉，九泉应悔自知医。”这个事例，足以劝诫后人，即使是一味良药，假如不经辨证滥服用，也会给健康和生命带来灾祸，这也应了“是药三分毒”那句古话，期望我们引以为戒。
